新制度主义理论
新制度主义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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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，遍及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。豪尔和泰勒认为，在政治科学中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，即“历史制度主义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”。美国学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各种流派：规范制度主义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、历史制度主义、经验制度主义、社会学制度主义、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。这些不同学科、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。其中，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、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。
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，但是，在20世纪50、60年代，受科学主义思潮和反理性思潮的影响，传统政治学开始向现代政治学转变。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的主流理论。制度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视野之外。
起源
从本质上讲，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。在研究对象上，行为主义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代替传统的政策和制度；在研究方法上，行为主义借助各种科学技术手段，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。行为主义认为，个体的真正偏好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；集体现象是个体行为的聚集，个人的偏好只有通过利益聚集机制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。但是，行为主义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，一味地强调价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，使政治科学远离了现实政治生活；而从现实来看，主流学者无法应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复杂的变化，他们对60、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、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无能为力。这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。1984年，马奇和奥尔森发表了《新制度主义：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》一文，他们指出，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，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组织被忽略了，而实际上，组织和法律制度则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者。个体“表现出来的”偏好与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离的，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聚集的结果，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，而且集体决策无法还原为个体偏好。他们提出用“新制度主义”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，重新复兴制度分析的作用。在政治学领域中，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对行为主义理论的批判是分不开的。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。“新制度主义强烈反对把行为确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要素；他们不相信行为能够为解释‘所有政府现象’提供足够的基础。因为，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，因此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，必须考虑制度因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