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毅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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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乐毅论》共四十四行,小楷。是王羲之的楷书书法作品。原作者为夏侯玄,真迹早已不存,一说真迹战乱时为咸阳老妪投于灶火,一说唐太宗所收。现存世刻本有多种,以《秘阁本》和《越州石氏本》最佳。

基本信息

中文名

乐毅论

作者

王羲之

原作者

夏侯玄

最佳作品

《秘阁本》和《越州石氏本》

类型

小楷

作品介绍

乐毅论乐毅论王羲之书。小楷。褚遂良在《晋右军王羲之书目》将其列为第一。梁陶弘景说:“右军名迹,合有数首:《黄庭经》、《曹娥碑》、《乐毅论》是也。”王羲之书皆有真迹,惟此帖只有石刻。

《乐毅论》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(字泰初)撰写的一篇文章,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。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,是书付其子官奴的。有人考证说,官奴是王献之。这一书迹,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。梁武帝在与陶弘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:“逸少迹无甚极细书,《乐毅论》乃微粗健,恐非真迹”,陶弘景表示赞同,曰:“《乐毅论》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,今旨以为非真,窃自信颇涉有悟。”那么,梁朝内府的藏本,宜是摹本而非真迹。 [1]

尽管如此,陈、隋之际释智永却视《乐毅论》为王羲之正书第一。据他说:“梁世模出,天下珍之。自萧、阮之流,莫不临学。陈天嘉(650——565)中,人得以献文帝,帝赐始兴王,王作牧境中,即以见示。吾昔闻其妙,今睹其真,阅玩良久,匪朝伊夕。始兴薨後,仍属废帝。废帝既殁,又属余杭公主,公主以帝王所重,恒加宝爱,陈世诸王,皆求不得。及天下一统,四海同文,处处追寻,累载方得。”

唐朝初年,《乐毅论》入於内府,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,认定为真迹。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,为 《右军书目》,列《乐毅论》为王氏正书第一,并注明“四十四行,书付官奴”。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《兰亭序》与《乐毅论》。唐内府收藏的《乐毅论》,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。褚遂良《榻本(乐毅论)记》曰:贞观十三年(639)四月九日,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,分赐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高士廉、侯君集、魏徵、杨师道六人,“于是在外乃有六本。”武平一《徐氏法书记》载:“至高宗又敕冯承素、诸葛贞榻《乐毅论》及杂帖数本,赐长孙无忌等六人,在外方有。”摹本的传布范围,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,世人罕见其貌。

《乐毅论》墨迹本今已不传,真迹则更不待言了。据唐韦述《叙书录》称,内府所藏的《乐毅论》,“长安、神龙之际,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拓写”,“因此遂失所在”。徐浩《古迹记》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,曰: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,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,县吏寻觉,老妪投之灶下,真迹遂永绝於世。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,其所著《考古编》卷八谓:“开元五年(717)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,以《黄庭经》为正书第一,无《兰亭》、《乐毅》,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。今世传本,必是摹榻,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。按,褚遂良、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,人间遂有六本,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,凡接缝及卷首、卷尾皆印‘贞观二年’以识。今传本又皆无之,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。”《宣和书谱》著录的《乐毅论》,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。 [1]

另外,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,他认为“王羲之书,旧传惟《乐毅论》乃羲之亲书於石,其他皆纸素所传。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,惟《乐毅论》石本在。其後随太宗人昭陵。朱梁时,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,复传人间。或曰‘公主以伪本易之,元石曾入旷」。本朝高绅学士家,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,《乐毅论》在其家,予尝见之。时石已破缺,末后独有一 ‘海’字者是也。其後十余年,安世在苏州,石已破为数片,以铁束之,後安世死,石不知所在。或云‘苏州一富家得之。’亦不复见。今传《乐毅论》,皆摹本也。笔画无复昔之清劲。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,《遗教经》之类,皆非其比也。”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,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。权作一说存之。

拓本

越州石氏本

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。传为宋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得《乐毅论》刻本残石於秣陵,石存前半段二十余行。沈括尝亲见,并认为是王羲之亲书於石的刻石。宋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卷四亦有类似沈括之说的记载:“右《乐毅论》石,在故高绅学士家。绅死,人初不知惜,好事者往往就阅,或模传其本,其家遂秘密之,渐为难得。後其子弟以其石质钱於富人,而富人家失火,遂焚其石,今无复有本矣。”传世的《乐毅论》,皆摹刻本。著名者,南宋有越州石邦哲《越州石氏帖》本,明朝有文氏《停云馆帖》本、陈巗《玉烟堂帖》本、吴廷《余清斋帖》本、王肯堂《郁冈斋帖》本,清朝有冯铨《快雪堂帖》本。《越州石氏帖》本,仅存二十九行,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,第一行“初”字,第二行“为劣是以叙而”六字,第四行“必迂回”三字,第五行“其”字。第二十九行仅剩行末“海”字,亦称“海字本”,与沈括所记相符,当是据高绅所藏残石旧本摹刻。 [1]

余清斋帖本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《余清斋帖》乃吴廷摹刻於明朝万 历二十四年(1596),摹刻皆精善,可惜刻於木板。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,杨守敬认为“出明代诸集帖之上。”今初榻本,比之《停云馆帖》等,尤为难得。其中《乐毅论》帖,未有“异僧权”三字,其下又增刻“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”一行。《珊瑚网》卷一录董其昌跋“梁摹《乐毅论》真迹”云:“余所见《乐毅论》宋榻本,及唐贞观摹真迹,二本皆无'付官奴'三字,独此有之。”董氏所见,可能是吴廷收刻《乐毅论》所据的原本。又,“异”为隋朝朱异的押署,“僧权”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,见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“叙自古跋尾押署”条。

原文莒

夏侯泰初

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莒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。夫求古贤之意,宜以大者远者先之,必迂廻而难通,然后已焉可也,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,而多劣之。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哉,观乐生遗燕惠王书,其殆庶乎机,合乎道以终始者与,其喻昭王曰:伊尹放太甲而不疑,太甲受放而不怨,是存大业于至公,而以天下为心者也,夫欲极道之量,务以天下为心者,必致其主於盛隆,合其趣於先王,苟君臣同符,斯大业定矣。于斯时也,乐生之志,千载一遇也,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,岂其当时,止於兼并而已哉,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,强燕而废道,又非乐生之所求也。不屑苟得则心无近事,不求小成,斯意兼天下者也。则举齐之事,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,夫讨齐以明燕主之义,此兵不兴于为利矣。围城而害不加於百姓,此仁心著於遐迩矣,举国不谋其功,除暴不以威力,此至德令於天下矣;迈全德以率列国,则几於汤武之事矣,乐生方恢大纲,以纵二城,牧民明信,以待其弊,使即墨莒人,顾仇其上,愿释干戈,赖我犹亲,善守之智,无所之施,然则求仁得仁,即墨大夫之义也,任穷则从,微子适周之道也,开弥广之路,以待田单之徒,长容善之风,以申齐士之志。使夫忠者遂节,通者义著,昭之东海,属之华裔。我泽如春,下应如草,道光宇宙,贤者托心,邻国倾慕,四海延颈,思戴燕主,仰望风声,二城必从,则王业隆矣,虽淹留於两邑,乃致速於天下,不幸之变,世所不图,败於垂成,时运固然,若乃逼之以威,劫之以兵,则攻取之事,求欲速之功,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间,侈杀伤之残,示四国之人,是纵暴易乱,贪以成私,邻国望之,其犹犲虎。既大堕称兵之义,而丧济弱之仁,亏齐士之节,废廉善之风,掩宏通之度,弃王德之隆,虽二城几于可拔,覇王之事,逝其远矣。然则燕虽兼齐,其与世主,何以殊哉?其与邻敌,何以相倾?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?顾城拔而业乖,岂不知不速之致变(哉),顾业乖与变同,由是言之,乐生之不屠二城,其亦未可量也。

译文

世人大多认为乐毅不能按时攻克即墨是错误的,因此,(我在此)记叙并论述他。

探求古代贤能的心意,应该先从大的方面和远的方面想,一定是(先感觉)曲折难懂,然后方可领会啊。如今(对)乐毅之事的曲折有人还未能彻底了解,因而大多认为他错了。这样让前代贤人在将来被人误解不是很可惜吗,看乐毅赠给燕惠王的信,他大概在谋略上是差不多了,合乎于仁道而且能始终如一。他告喻昭王说:伊尹流放太甲而没有猜疑,太甲被流放而没有抱怨,这是(因为)把大业放在最公正之处,并且是以天下为考虑了。如果想极尽仁道的度量,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,一定要使得他的君主兴盛发达,与先君情趣相合,君臣同心协力,这样,大业就能稳定了。在这个时候,乐毅的志向,是千年一遇啊,也将推行千年一遇的崇高仁道。哪里是他拘泥于时局,仅仅为满足兼并呢,兼并(齐鲁)不是乐毅所希望的,使燕国强大而废除仁道,也不是乐毅所希望的。不屑于苟且有成,也就心中没有眼前的小事情了,不渴求小的收获,这是意在一统天下啊。这样看来,攻打齐国是要借此机会来撼动天下,讨伐齐国的目的是要阐明燕王的仁义,没有动用武力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。包围城池而没有加害于百姓,这样仁慈之心将传播很远,攻打别国不为谋求(私人)功劳,除掉暴君不用武力,这样,最高尚的美德就能普遍天下;率领其他诸侯国倡导仁道,近乎于商汤和周武王了,乐毅恰好弘扬仁道,放弃(攻打)两个城市,让百姓安生,表明诚信,来等待他们(齐国)出现弊端,使得即墨县和莒县的百姓回头怨恨自己的国君,(最后)愿意放下兵器,像亲人一样依赖我们。善于守卫的智慧,(是)不要随便做什么事情,这样,想要仁道就能得到仁道,(也是)即墨士大夫的仁义啊。责任到了尽头就会随从,这是微子顺从周朝的道理啊。开通更广阔的渠道,来等待田单一类人(降服),助长容纳善良的风气,申明齐国士人的志向。使忠诚的人实现节操,明理的人显著道义,天下昭彰,传给后世。我的恩泽就像春光,百姓就如春草,道义光耀宇宙,贤能之人托付真心,邻国之人倾心羡慕,天下向往,(都)想推戴燕王。随着众人的呼声,两座城邑一定会降服,这样,霸王之业就可实现。即使停留在两城,也会很快告喻天下。不幸发生变故,在当时形势是不希望的,功败垂成,乃是命中注定。如果用威势逼迫,用武力攻打,则攻城只为求的暂时的功劳,让燕国和齐国的士人在两座城池间流血,拼杀形成很多伤残,让四个国家的人来看,这样(是)用放纵残暴替换战乱,贪婪私利,邻国看到,我们就成了豺狼。既丢失了用兵的意义,也丧失了扶弱的仁道,使齐国士人节操受损,废除清廉优良作风。遮掩博大的度量,丢弃的是崇高的王道,即使两座城池能够攻克,称霸天下的事情也背离很远了。再说,燕国即使兼并了齐国,对世人又如何诛伐?与(原来的)邻敌又怎样相处?乐毅难道不知攻克两城很容易么,只是考虑到城池攻克时也就背离霸业了;难道不知不能迅速攻克会产生变故?只是考虑到背离了霸业与产生变故是一样的。因此说来,乐毅没有屠戮两座城池,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注:田单(生卒年不详):妫姓,田氏,名单,临淄人,汉族,战国时田齐宗室远房的亲属,任齐都临淄的市掾(秘书)。生卒年不详,后来到赵国作将相。前284年,燕国大将乐毅出兵攻占临淄(今山东淄博东北),接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。最后只剩了莒城(今山东莒县)和即墨(今山东平度市东南),田单率族人以铁皮护车轴逃至即墨。

参考资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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